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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科学近150年,看《自然》杂志的故事

2016/4/20 9:36:00 

引领科学近150年,来看看《自然》杂志历任主编们的故事

  去年,哈佛大学科学史专家梅琳达·鲍德温出版了新著《创造“自然”:一本科学期刊的历史》(Making “Nature”: the History of a Scientific Journal)。该书讲述了《自然》杂志的起源以及发展的历史,通过影响这本杂志的历任主编们的故事和一些重大的选题,告诉人们自1869年创刊以来,她是如何界定科学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促进智识的自由,以及当代科学期刊所面临的挑战。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The-Intellectual),撰文 | Jan Witkowski,编译 | 陈靖

  《创造“自然”:一本科学期刊的历史》封面

  《园丁纪事》(The Gardener’s Chronicle)曾是达尔文发表作品的首选之地。1869年12月18日,《自然》杂志第三期刊登了达尔文的评论性文章《冬季灌溉作物施肥》。此后的十年里,达尔文发表的71篇作品中有41篇刊登在了《自然》杂志。

  到了今天,《自然》杂志已经有一百四十多年的历史,是科学界公认的顶级学术期刊之一。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深受达尔文青睐的《自然》杂志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去年,哈佛大学科学史专家梅琳达·鲍德温(Malinda Baldwin)出版了自己的新书《创造“自然”:一本科学期刊的历史》(Making “Nature”: the History of a Scientific Journal)。在该书中,鲍德温讲述了《自然》杂志的起源以及发展的历史。她重点关注了《自然》杂志历史上的一些庞大命题,尤其是在过去的接近150年里,这份杂志如何界定科学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

  1869年11月4日《自然》首刊

  十九世纪的欧洲见证了人类在科学和数学领域的巨大进步,各类德语、法语以及英语出版物纷纷出现,并记录了人类的智慧结晶。到了十九世纪后半叶,英国取得了技术及工业空前的进步。1950年代至1960年代之间,英国的科普类期刊的数量翻了一番。当时,最受追捧的科学类刊物当属英国皇家学会出版的刊物,牛顿、法拉第的众多伟大作品,以及达尔文的早期作品都通过这些刊物传播。

  在维多利亚时代,科学和技术备受推崇,拥有教育背景的公众渴望从像《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及《威斯敏斯特评论》(Westminster Review)这样的期刊中汲取信息。1860年四月刊的《威斯敏斯特评论》刊登了赫胥黎的一篇一万四千字《物种起源》评论文章。赫胥黎和亚瑟·华莱士(Arthur Wallace)、诺曼·洛克耶(Norman Lockyer)等学人为这些期刊撰稿,一来增加了收入,二来也为了提高自己的科学社会地位。

  那时,诺曼·洛克耶已是声名鹊起的天文学家,他对太阳光谱的研究足以让他进入英国皇家学会。除了给杂志撰稿,洛克耶还通过麦克米伦公司出书。在1869年,洛克耶说服了麦克米伦创办一份全新的周刊,这份周刊就叫做《自然》,其处女刊发行于1869年11月4日。

  

 

  1869年11月4日《自然》首刊。图片来源:Wikipedia

  “ 我希望我足够聪明,能够读懂(《自然》)”

  《自然》杂志早期的撰稿人囊括了众多杰出的科学家。很快,年轻科学家们也认识到了在一份周刊上刊登自己研究成果的重要性。

  这样一来,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自然》杂志让非科学家读者觉得晦涩难懂。1872年,查尔斯·金斯莱在给洛克耶的一封信中写道:“ 我希望我足够聪明,能够读懂(《自然》)。”

  十九世纪晚期的英国,公众讨论盛行,唇枪舌战在所难免。洛克耶并没有让《自然》杂志躲开争议。例如,约翰·廷德尔(John Tyndall)和彼得·泰特(Peter Tait)围绕着冰川的形成这一话题在《自然》杂志上演了一幕幕的口水战。

  即便是在《自然》杂志的早期,人们对她也存在一些批评,这些批评甚至一直持续到今天。鲍德温在书中写道,一位牛津大学的数学家抱怨说,洛克耶已经忘记了“《自然》编辑和《自然》作者之间的差异”,暗示编辑具有神一样的权力。

  历任主编们的故事和一些重大的选题

  1918年,洛克耶退休,他选定的继任者是他的助手理查德·格里高利(Richard Gregory)。格里高利在科学上鲜有建树,更不是英国皇家学会的成员。《自然》杂志在科学发展的领域遭遇了一定的困难。不过,格里高利接手编辑部以后,成为了《自然》杂志的科学发言人,并因为“对科学事业上的显著贡献”在1933年被吸收进英国皇家学会。

  1939年,格里高利退休,继任的问题再一次出现。他的两位编辑助手亚瑟·盖尔(Arthur Gale)和杰克·布林布尔(Jack Brimble)担任《自然》杂志的联合主编。鲍德温认为,二人的工作既珍贵又乏味。例如,社论基本上都是不被人关注的报道,而不是敏锐而富有争议的观点性评论。同时,刊登在《自然》的文章不经同行评审就可以发表。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自然》杂志给人的印象都是可以不加审核,刊发任何从英国实验室出来的结果。

  布林布尔1965年过世时(盖尔退休于1961年),他们积压下来的手稿竟可以追到14个月前。接下来负责处理这2000多份未出版手稿的人是约翰·马多克斯(John Maddox)。

  马多克斯曾是一位理论物理学家,他放弃了研究生涯,转而做起了《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radian)的科技记者。1966年,他成为了《自然》杂志主编。他带来的最大的改变就是杂志版面。用他的妻子的话说,“他希望《自然》杂志的新闻版面和《卫报》的科技版面一样出彩”。但是,马多克斯在任期间,文章的评审流程依然是独裁式的,他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一人就可以决定一篇论文是刊发还是不刊发。

  马多克斯最激进的举措就是创办两份新的期刊,一份叫《自然物理科学》(Nature Physical Science),另一份叫《自然新生物学》(Nature New Biology),无奈均草草收场。

  马多克斯与麦克米伦高层之间的争执,最终让他在1973年辞去主编职务。这里有一个小插曲,由马多克斯任命的生物学编辑本·列文(Ben Lewin)在麦克米伦停掉对《自然新生物学》的财政支持之后,转身离开《自然》,1974年创办了《细胞)杂志(Cell)。赶上重组DNA革命的《细胞》迅速在学术期刊的舞台占领了一席之地。

  大卫·戴维斯(David Davies)从马多克斯手中接掌了《自然》杂志。戴维斯带来的最明显的改变莫过于对杂志封面的革新,去掉广告,代之以科学图片。戴维斯还给《自然》杂志带来了组织变革和流程的革新。他还延续了杂志刊登富有争议性文章的传统。

  1979年,戴维斯退休,马多克斯重新掌握《自然》杂志。《自然》在马多克斯的第二任期内并未出现重大的变革,反而是因在几个高曝光度的争议中呈现的立场而“声名远扬”。

  1988年,法国免疫学家雅克·本沃内斯特(Jacques Benveniste)在《自然》杂志发文宣称,即使稀释到10-12,免疫球蛋白抗体依然对细胞发生作用。尽管有人认为这个成果是顺势疗法的科学证据(所谓的顺势疗法,就是利用极端稀释的东西作为药物),但是大部分科学家认为如此低的浓度根本不可能有任何效果。这一结果毫无争议地引起了巨大争议。然而,最令人惊骇的是,马多斯克带领了一个小组,到本沃贝斯特实验室调查一周。在回来的路上,马多斯克就撰文,谴责本沃内斯特是欺诈。当然,《自然》杂志此后也没有重复这一乌龙事件。

  鲍德温本书的记述终止于20世纪90年代,马多克斯仍在执掌《自然》。如果本书能够简要记述菲尔·坎贝尔(Phil Campbell)担任主编的历史则会更圆满。本书缺少在更为宏大的科学出版背景下对《自然》杂志的讨论,缺少对其对新竞争对手,诸如《细胞》、《科学》、《欧洲分子生物学组织学术期刊》(EMBO Journal)和《基因与发育》(Genes&Development)等期刊的评述。

  鲍德温在书中还记述了《自然》在过去的历史中更为广阔层面的意义——在十九世纪后期定义了科学,在20世纪初期促进了科学国际合作,在李森科时代和冷战中促进了智识的自由。

  本书的结尾讨论了当代科学期刊出版面临的挑战:同行评审的作用、在线出版以及开放存取。任何出版方,不论是出版社还是出版公司,都不见得解决了上述问题。鲍德温还总结道,《自然》杂志也未必有能力决定采取何种解决手段。作为期刊内容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科学家处在较为有利的地位。想科学家之所想,急科学家之所急,将“影响《自然》的未来”和《细胞》等期刊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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