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互联网“中国化”进程20年

　　中国互联网20年了。

　　今天，在回顾20年的网络岁月的时候，过去的时光已成亲切的怀恋。

　　那时，公共汽车驮着花花绿绿的广告在大街上奔跑，而车身广告上广告商名字的后面还没有印上那一串以“http://”开头的奇怪的英文字符；那时，“Java”的意思是一种咖啡，而“Web”则被影视记者用来指电视网；那时，很少有人知道“@”符号的发音。

　　经过这么多年，互联网由一个外来的物种，在中国艰难生根、曲折成长，并具有了中国特色和中国底蕴。2006年5月，我在《读书》上发表《电子游戏：卧室里的大象》，指出电子游戏已成了生活中的“大象”——一些重要的东西被忽视了，就像大象在卧室活动的时间已经足够长，人们根本无视它的存在；或者，对一些重要的东西人们得不出完整的看法，有如“盲人摸象”的寓言所显示的那样。

　　其实，对整个中国互联网，也应作如是观。

　　促进建立“公共领域”

　　严格来说，互联网不过是众多沟通渠道中的一种，不过是为国家的政治活动提供了又一个信息传播和动员的有效出口而已。

　　当然，在其他出口被阻塞或被缩紧时，互联网以其有效性和灵活性，成为促使政治更加具有公共性、更加民主的工具。就中国而言，这种工具在帮助普通公民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而建立中国的公共领域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首先，分权、匿名和灵活的互联网促进了信息传播的民主化。在互联网的环境下，公民获取信息的成本大大降低，所获得信息的丰裕度和即时度也都有了较大提高。简言之，公民对于社会事物的知情能力大大提高。

　　其次，互联网创造了公民对政治和社会问题展开讨论的公共领域。随着知情能力和评论能力的提高，他们对社会生活和社会决策过程的介入程度越来越高，而这种介入程度的提高反过来又促使公民在这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

　　第三，互联网加强了民众之间的联系与集体行动。无论是“超女”的“粉丝”们通过网络和手机发起投票，还是“反日入常”的百万网络签名，都初步显示了互联网作为一种组织民众的手段的作用。同时，兴趣相同者开始利用互联网从事志同道合的事业。

　　数字化时代的“移民”

　　20年来，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的高速发展，开始给我们的社会构成留下明显的印迹。最突出的，是它造就了所谓“数字化土著”和“数字化移民”的分别。只要了解了下列数字，你就会明白“数字化土著”在数字化经验的累积上，比起“数字化移民”来，领先了多大距离。

　　目前，美国青少年在大学毕业之前，玩电子游戏的时间平均接近1万个小时；收发的电子邮件和聊天信息达20万件；在手机上消耗1万个小时交谈、玩游戏和进行数据下载……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吸收信息和作出决策的时间都快得惊人。与更年长的人相比，他们具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即从来不会谈论什么“信息超载”问题。

　　正是因为新的“代沟”，它分开的不是两群年纪不同的人，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我们进入了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

　　这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悖论：我们了解了更多，但我们因此更加不解。我们不停地说话，却丧失了倾听的能力。我们打破权威，但同时对要紧的事物失去了敬畏之心。

　　需要倡导“网络批评”

　　20年来，互联网在我们的生活中早已登堂入室。我始终以为，在这样的变化当中，我们有必要倡导“网络批评”。

　　网络批评不是圈外人的批判，而是深深扎根于网络之中。它致力于让公众获得对所有媒介及其内容的入口。它试图谈论有关多媒体和互联网的政治、经济、美学和技术问题。如果我们想超越大吹大擂的阶段，而又不想退入怀疑一切的陷阱，网络批评必不可少。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澄清我们所使用的许多概念。

　　我们应该提高有关网络的对话的质量，使其超越推销语言、武断的意见以及早期那种无端的臆测。我们应该把“技术之网”变为“社会之网”，让媒介从业者、理论家、程序员和电子艺术家彼此相遇。此刻，我们亟须对网络的政治经济学展开讨论，因为商业化和管制正同网络的大众化迎头相撞。网络批评的目的不是预测未来，而是对现在发出多样化的声音。

　　开展网络批评要切记，对网络的态度因代际而不同。例如，仅以网络游戏而言，年轻人接受游戏，而年长的人则大多拒绝它。一旦年轻人长大，年长的人逝去，游戏也会像当年的摇滚乐成为无足争论之事。所以，反对游戏的人不仅需要面对事实，还需要面对历史。更多观点请继续关注广告买卖网。